“科创时代下的产业变革蕴含大量的投资机遇，都需要创投加大投资，挖掘创新的价值。”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科创板的快速发展，帮助资本要素向科创型产业快速集聚，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正在向科技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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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从深创投掌门人之位离开后，陈玮创立了东方富海，开启创业之路。作为第一代民营创投机构，东方富海几经沉浮。经过18年发展，在管基金规模从3亿元扩至350亿元，目前管理着包括4只国家级产业基金在内的60只基金，累计投资企业超过600家。
半导体、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等方向，是陈玮关注的重点领域。“作为创投机构，我们长期布局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始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面向市场需要、面向未来需要的投资战略。”他说，科创板的设立更加坚定了东方富海投早、投小、投创新的信心。
重点投资“自主可控”领域
2024年7月，科创板迎来五周年。“科创板作为我国资本市场首次全面推行注册制的板块，在简化上市流程，提高审核效率，增强市场包容性上都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陈玮说，科创板的快速发展，帮助资本要素向科创型产业快速集聚，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正在向科技创新转型。
在他看来，科创板的最大亮点，是更加强调发行企业的硬科技属性和创新能力，其中第5套上市标准对未盈利科技企业尤为包容，改变了过去注重财务盈利的价值评价体系，是市场价值导向转为突出创新价值的重要实践。
科创板制度创新的受益者主要是侧重长期研发和创新的企业。陈玮认为，科创板的注册制引入、对企业盈利能力相对宽松的要求、对红筹企业的开放以及更为灵活的股权激励规则，都为“硬科技”企业提供了成长的舞台。此外，科创板4套非盈利上市标准也为早期的科创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市场认可。
“科创板的推出为科创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陈玮对第一财经表示，与海外相比，中国在5G通讯、高铁、新能源等科技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人工智能算力、商业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设备等领域依然具有较大差距，迫切需要实现自主可控。这也是创投机构所重点投资和推动补强的环节。”陈玮认为，长期来看企业是否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具备国际竞争力，是站在全球资本市场视角下重塑和托举中国科技企业估值的底层逻辑。
重点关注创始团队三大特征
与传统产业相比，科技企业投资对创投“慧眼识珠”的能力要求更高。
陈玮对第一财经表示，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投资，他首先考虑的是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理念——以人为本，以及“创新+成长”。“核心是创始团队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战略眼光和不断迭代成长的潜力。”他说。
当投资团队在考察公司时，重点关注的指标还有市场空间大、技术创新强、产品毛利高、企业成长快、团队胸怀广、管理能力强、上市估值高等。
他以上海光声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光声制药”）为例解释了东方富海的投资模式。光声制药是东方富海在通过持续追踪张江等医疗产业发达区域的创业项目时，发掘到的一家在光动力疗法领域具有特色的新药研发公司。进行投资后，东方富海协助其优化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并嫁接东方富海已投资企业生态资源，帮助企业稳步成长。目前，光声制药已经完成上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
另一个案例是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盛景微”）。东方富海是公司最早的天使投资人，通过持续的战略引导和全方位的投后支持深度陪伴其成长，帮助公司从最初2018年的3人小团队，到今年实现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东方富海的使命很纯粹，就是‘成就创业者，持续创造价值’。这使得我们投资与投后服务非常聚焦，紧紧围绕创业者，帮助创业者成长，才能实现多方的价值共赢。”陈玮告诉第一财经，东方富海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坚持“不断反思与创新”的价值观紧密相关。
“不论是从综合基金到专业基金再到国家基金的管理模式的转变，还是激励机制、风控体系、投资管理模式的创新，都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不断反思与创新的实践。”他说。
多举措走出“低活跃周期”
科创板的设立为科技企业境内上市提供了更多可能。近期政策层面频出“组合拳”，无论“科创16条”“科创板八条”，还是“创投17条”，都力图进一步优化科创投资和科技企业发展环境。
“（这些政策）首先强调了要增强科创板‘硬科技’定位，并且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这体现了科创板的包容性和增强科技金融功能的作用。”在陈玮看来，其中提到的全链条监管，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发行的规范度、透明度、可预期性，以及全面规范发行人的各项上市行为，有利于提升科创板上市企业的规范治理水平。
近两年来，全球股权投资市场面临下行压力，国内股权投资市场也处于低活跃周期，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创投人都深有感触。随着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创投行业的发展生态也随之变化。那么，站在当前时点，创投行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当前我国创投行业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均面临多重困难。”陈玮举例称，如资金总量供给不足；短钱多，长钱少；国有多，民营少；税负重，退出难；发展政策不具体，生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作为长期耕耘在创投行业的专业机构人，陈玮对应对措施也颇有思考。他认为，“首先通过政策支持，加大保险、社保基金、银行理财等长线资金入市的力度，从募资源头端支持加大‘耐心资本’的供给。同时设立10年期限以上的政府引导基金、15年期限以上的天使基金；并视基金情况允许子基金延期。”
在退出层面，他则建议，要更好发挥二级市场功能，拓宽并购重组退出渠道，发展并购基金和S基金，建设稳定而有预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场内、场外市场对科创企业的退出支持。此外，系统研究创投税负的问题，以税收手段吸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创投，壮大创投生态。
“可喜的是，创投‘国17条’的适时出台站在了完善创新生态的高度，旨在系统优化创投‘募投管退’的各个环节配资炒股的公司，响应了业界的普遍诉求，提振了行业发展的信心。”陈玮认为，目前在资金供给、资金结构、市场化理念的接受程度、以及整体创新生态上，中国创投都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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